李作辉（笔名老三）的名字，在早年粤东一带文化界中人们耳熟能详。如今，他已经离开我们四个春天。

    李作辉，是五十年代涌现的潮汕第一批农民作家，他是一位平凡的基层文化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没有振聋发聩的大手笔，有的是一颗真、善、美的心，有的是一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耕耘。他1920年9月出生于揭阳官硕村，1955年8月，他告别故乡，奉调到普宁县文化馆工作。从此，40多年如一日，他一直辛勤耕耘在群众文化的沃土上。他从1958年开始至退休一直担任副馆长、馆长之职，还兼任县文联副主席、县政协常务委员。身兼数职，更使他全心扑在普宁的群众文化事业上。广东省文化厅曾五次授予他“群众文化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两足常沾泥土香

    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是李作辉馆长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许多农村干部和农村文化室的热心分子都知道普宁有个“李馆长”，他的足迹遍及普宁城乡，他的身影常驻在山村农舍，两脚常沾着泥土香。每逢节日庆典和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他总是身先士卒，带领着文化馆的一帮“好兄好弟”，夜以继日地编写节目，组织排练，让人看得津津有味，英歌、大锣鼓又是那样振奋人心，每次的群众文化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红红火火。在群众文化的组织活动中，李馆长很注重树立典型，以点带面，从而促进群众文化的遍地开花。泥沟、水吼、华溪、南溪、鸣岗、涂洋、下村等村的俱乐部（文化室），南径、洪阳、里湖等公社的文化站之所以搞得有声有色，是与李馆长的带头蹲点、深入实际进行直接辅导分不开的。1958年普宁县能荣获汕头专署第一个文化“卫星”县和广东省文化先进县的称号是与李馆长等一批文化干部的努力工作以促进群众文化的普及和活跃分不开的。

    不信邪只认理

    看不出一身文气、略带点土气的李馆长不信邪、只认理。“文革”期间县里一位大领导的夫人在文化馆里想突击入党，作为文化馆党支部书记李作辉同志带领的支部就是通不过；由于极左路线肆虐，馆里的个把业务骨干无端地横遭县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的打击，搞得人心惶惶。面对上级的压力，李馆长陈词辩护，千方百计对同志予以保护照顾；当上级又调来一个馆长，使文化馆出现两个一把手时，李馆长面对这种畸形状态却能保持心态平静，他对工作照样负起责任，而争权夺利的概念却无能在他的思想王国中存身。

    甘当人梯功不可没

    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干部都应当具有一种甘当人梯、乐于助人的风度和精神。李作辉馆长总是以这种精神工作并影响他人。当他看到任何一个作者的习作较有基础或有某些独特的东西出现时，他就不遗余力地与作者研究、提出修改方案，甚至亲自动笔，努力使作品臻于完善。我记得六十年代末，我创作了独幕歌剧《拥军篮》，在那时看来，李馆长认为：该剧内容和手法都还不落俗套。在肯定之余，他认真推敲细节，对台词则字斟句酌。在他细致地辅导和帮助下，剧本终于比较完整和感人，演出效果也较好。我们每看到他坐在办公桌前，就知道这正是他全神贯注为业余作者们修改作品的时候。他愿意为作者们呕心沥血，他愿意为他人作嫁衣裳。作者们如有新作在上一级报刊上发表或参加评选获奖时，他的兴奋程度并不亚于作者。他细心地把作者们在各级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收集整理、登记存档。作者们心悦诚服地把李馆长看成自己创作上的老师和贴心人，有创作题材愿意找他讨论。遇到创作难题愿意找他研究突破。就这样，普宁多年来的文艺作者队伍在茁壮成长，业余文艺创作成果也颇丰。许多我们所熟悉的作家如杨昭科、廖琪、张泽华、赖天受，诗人黄大斌，剧作家方展潮、陈祥、陈诗源、陈竞飞等正是从普宁县文化馆走出来的。他们或多或少在李作辉馆长的影响和相互感召下，与李馆长一起为普宁文学创作的繁荣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夜静更阑宠辱皆忘

    常常在那更阑夜静之际，李馆长宠辱皆忘，开始进入自己的创作天地，遨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他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普宁文艺创作的成果，也以自己的创作带动了业余作者的创作。多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戏剧、曲艺作品，有许多作品得到观众和行家的认可和称道。1958年，他参加了县组织的现代剧目创作组，下乡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进行创作。他和陈祥共同创作的以本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大型现代潮剧《乌犁塔上红旗飘》，于1959年秋至1960年初由普宁梅正潮剧团赴省（广州）演出，得到省委领导同志和群众的肯定和赞扬。他先后在南方通俗出版社出版曲艺《警惕歌》等四集，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小戏曲《巧遇》、《新队长》、《妙计》、《闹灯》（合作）及纪实章回小说《韩江血泪仇》（合作），在花城出版社出版长篇潮州歌册（江姐）（合作），在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了《李作辉戏剧曲艺选》。他有二十多件作品在省、地、市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中获奖。除此，他还花了大量的精力主编了《普宁县文化艺术志》。

    1986年，我被调到文化馆，从李馆长的肩上接过馆长和支部书记的担子。我深知担子不轻，压力好大。但我感到的是高兴和庆兴，因为李馆长就在我身旁，感谢他给我精神和力量。

    李馆长从职务上、组织手续上、形式上退休以后，在编写、创作的“岗位”上他却是马不停蹄、人不下鞍。退休后的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更多地从许多报刊上看到他的名字，那位终日手持一把黑阳伞、臂挎一个黑手提袋、眼戴一副深度老花镜，来往于市文化馆、市文联、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的长者——他就是我们可敬的李作辉馆长。